“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匆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Ｔｈ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故事，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柬共杀人如麻，光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十万。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我参观的Ｓ—２１杀戮场，就是在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９０００具尸体。听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向导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幼儿妇女。对儿童，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绕过死人的衣服碎片、牙齿、和人骨，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头上黑云盖顶，没多久雨点打落到脸上，顷刻间细珠化为瓢泼，向导快速领我们来到一个草棚下，继续着他的控诉。暴雨带来了一阵风，我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突然，我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啦，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但因为尸体太多，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S21博物馆：这里原来是由西哈努克亲王命名的Tuol Svay Prey高中, 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将此地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 简称为S-21). 柬埔寨共产党也改造了此建筑以适应囚禁犯人: 建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 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 从1975年至1979年, 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一些人相信人数超过20000人).
该集中营的犯人被从柬埔寨全国选送来, 其中包括受到怀疑的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或士兵, 这些人的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 大部分牺牲者是柬埔寨人（其中有大量华裔柬埔寨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此地被杀害, 已知的包括越南人, 泰国人, 和欧洲、澳洲人士。 犯人的全家(包括妇女, 儿童和婴儿)经常是被一起审问然后被带往Choeung Ek杀害。
1979年, 该集中营的恐怖在越南军人的进攻中被揭露. 1980年, 集中营被作为历史纪念重新开放 - 赤柬大屠殺博物館. 用于对被柬埔寨共产党政权有计划杀害的人的怀念。
在那里，我听到有游客对纪念馆缺少丰富多彩的内容表示不满，但它给我的震撼却是无与伦比的，看着展室内几千张死难者被处决前强行拍摄的照片，使人不能不思考人类历史和一切政治行为的意义。
红色高棉血腥统治：戴眼镜的全消灭
“安卡”时代
西方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或称“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
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有谁听到“新人”哭
“‘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称为“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CIA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刽子手的黄昏
在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杀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后，红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刚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则蒸蒸日上。尽管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民族传统仇恨似乎更占上风。
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者是“安卡”。
1978年5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2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期失效，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尘埃落定，红色高棉退回山区继续打游击，越南人在金边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一起回来的韩桑林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传说中红色高棉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很快在各地发现，越南人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
为缓解国际压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纷纷表示退隐，尽管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退隐”的人物实际上依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1989年，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但红色高棉此后宣布抵制大选结果，再次向政府军发起进攻，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1995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二号大哥”乔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就在本次聆讯之前，联合国特别法庭发表声明，向国际社会的捐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申请，将特别法庭的总数达5600万美元的预算扩大3倍，以期在预定的审理结束期限2009年之后仍能继续工作———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害之后，国际社会还要付出数亿美元的代价，保证刽子手们接受公正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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