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那个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上世纪90年代，在港台流行音乐盛行之时，一首歌唱青年男女分离之苦的民间小调走西口也突然传唱起来，这其中原因实在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歌词，这种调调呢太容易让人记住，于是人们在哼唱这种小调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探究这小调以及它背后的故事，随后很多和走西口有着关系的影视作品也陆续出现了，其中比如说有名的就是2006年热播的《乔家大院》，2009年反响热烈的《走西口》，这些影视作品的出现让人们开始知道近代历史上还有过走西口这个移民潮，而且还是晋商发家的催化剂，但这毕竟只是影视作品，并非是真正的历史，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将用三天的时间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历史上真正的走西口。
解说：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一首以民族小调改编的歌曲《走西口》，从那时流传至今，这个曲调几乎人人能够哼唱起来，歌曲中表现了一对青年男女分别之时的不舍之情，歌曲悠远动人，而走西口这个名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进入百姓的视野。这就是西北地方二人台中的一出剧目《走西口》，早在清朝时期这已经是当时西北地区的流行歌曲，和八十年代流行的走西口比起来，这个版本明显没有那么柔情和甜美，但却是让人觉得更加的真实，从这首小调中似乎能感受到历史的痕迹，从中寻找到走西口这个近代移民大迁徙运动的细节。
陆柳（民间学者）：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的人粮满仓，没钱的人儿真可怜，刚刚新婚不久，是吧，太春去借粮，一颗没借着，一颗都没借着，两眼泪汪汪，回到家最后新婚不久就要走西口，非常悲惨，悲切呀，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走西口，否则的话就活活地饿死。
解说：这首民间小调中记录了大清咸丰年间太春和他的新婚妻子玉莲作为农民遇到了他们最不想遇到的事情，灾荒。
王德功（民间学者）：像咸丰年间，像走西口所说的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这就是出现了难民。
解说：就像咸丰年间的灾荒一样，从清兵入关统治华夏大地之日起，中国西北地区山西、陕西等地天灾非常频繁。
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所长）：山西境内大小灾荒七十多次，最著名的就是光绪三年大旱，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这次大旱持续时间长，来势汹，以至于山西总人口，总人口损失将近一百多万，因此当时这个像李提摩太来山西赈灾的时候，在他的著作里面就记载说，说是许多村庄杳无人烟，阴灿灿，犹如鬼国，许多人不下纷纷地走口外。
解说：咸丰年间的天灾成为了太春、玉莲走西口故事的前因，然而走西口的历史却并非是咸丰年间发生的事情，如果溯源明朝时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走西口。
吴承山（右玉杀虎口博物馆馆长）：直到明朝末年吧，它这个咱们中原地区可以说是，首先是从边民开始的，就是长城沿边的老百姓，还有军队，为什么军队的部队的人他也跑出去了，都是在内地生存很艰难而出去的，有些士兵哗变，偷偷地跑出去了还有一些犯罪的人也偷偷的越墙，防守再严密百密也有一疏，就跑出去，跑出去以后，那是早期的吧，可以说是早期的走西口。
解说：这些偷偷跑出去的士兵和罪犯他们的目的就是西北关外蒙古族地区，在明朝期间，关内外的关系远不如清朝时期那样和谐，当时西部边关一直战乱不断，明长城的修建也是为了防御蒙古元朝后裔的突袭，而这些逃到关外的人，在当时完全是逃亡敌国的叛国行为。
高春平（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那个时候明朝当时走西口一个就是本身走是偷渡性质的，一个是边军有边防，一旦要抓住你，那就判了，因为明朝中后期发生过好几次，朔州、右玉这带集体叛逃了。
嘉宾：一个是有官员犯法的，还有参加那个白莲教的，异教，异教徒那当时明王朝也是惩处的，他害怕明廷惩处他，他就逃到这个草原部落了。
解说：现在的史学家经常会把明朝说成是历史上最为封闭的朝代，不但闭关禁海，百姓自由迁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早在朱元璋时就已经下令，在全国开展人口普查，登记老百姓的籍贯、姓名、年龄、田宅、资产等等，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走西口到关外求生成为了普遍的选择，那么究竟关外有什么吸引着像太春一样的受灾农民呢？
嘉宾：因为土木特地区呀那个土地比较肥沃，种那个小麦只要种上，不要锄，不要管理秋天收就是大丰收。
郑少如（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蒙古的地原来是什么？跑马种地呀，他到春天跑上马，撒上一些种子，到秋天也没有你的我的地，拿个镰刀就都收回来，谁收回来是谁的，是这样种的，那他们来了以后那山西人一垄地一片地都是地呀，那太行山上哪有地呀。
嘉宾：当时说在那个地方谋生你比如说蒙古王爷他有几群羊，就得要，要你内地的人去给他放羊，他要收粮、放羊，搞畜产品的加工、穿衣裳都是用汉人，所以他大量的人去了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为那些人去服务。
解说：关外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民前去，然而走西口歌曲中的太春和玉莲却因为走西口而产生了分歧，面对玉莲如此不舍之情，同情之余，不禁要问为何玉莲不能一同前往，而只能是由太春只身前去，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留在家中，大灾之年这将是何等残酷的事情。
高春平：山西这一带人每到春天了就去内蒙古去给人家打工，给人家种粮食，做生意，那么到秋天，不是粮食收割了，他收割粮食卖了钱，他装上背上银子就回了老家了，这就叫雁行客，春去秋回就是雁行客。
解说：雁行客的制度不但缓解了内蒙地区的人力短缺，也解决了部分内地百姓的生计之苦，可是面对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清政府除了时间上的限制，还对人员也做出了限制，雁行客只能是男人，女人、家属不能一同前去，而正是因为这个规定，促成了无数对像太春、玉莲这样的小两口的分离，也正是因为这些分离，衍生出了《走西口》这样的作品。
高春平：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河曲保德州，就是我们现在河曲就是，山西河曲，保德州，过去在清代的时候保德不是县叫州，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就是它那个地方灾荒女人挖苦菜，你可能没有在北方，我们小时候就是北方农村生活，每到春夏时，就是春天下了雨以后，土地就长苦菜，叶子是绿的，拽起来根有的这么长，白的。
解说：这首歌更加充分印证了走西口歌谣中太春和玉莲这些农民遇到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男人们纷纷走口外求生，女人们不但要等自己的丈夫回到身边，还要自己兼顾自己的求生。
陈晓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诗据说还有一个版本，是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西口，女人卖风流，这样两个版本同时都道出了当时走西口人家庭的困苦和艰辛，只身走口外的男人不易，那些在家苦守还要求生的女人呢，更加不易，这就是清朝时期西北地区的现状，大灾小灾不断，而且年年都是百年不遇，谁遇到都扛不住，只能选择出走，但是这雁行的制度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当然大清朝不比大明朝，在对待少数民族以及百姓迁徙的政策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制度上很快就出现了松动。
冯晨（走西口后人）：关外那会儿闹灾荒，那会儿不是水害就是旱灾，那个十年九旱，旱的多，那会儿是西口外内蒙这边比较贸易发达了，而且这边人际稀少，来这边搞手艺，反是山西，或者河北，山西的多，来内蒙走西口的都是来这儿谋生的，那边的税负也重。
解说：这位叫冯晨的老人便是走西口的后人。他的祖先就是在当时的灾荒面前毅然地选择了铤而走险走西口。
冯晨：是我的第八世，我是到这儿第八代了，我八世的祖先，他们从那个山西，我们老家是右玉，山西右玉县，在那个大同的西面点，大同的西面，那不有杀虎口吗杀虎口的关隘就是右玉县，出了杀虎口就进内蒙，从右玉过来的，祖上来的时候他夫妇俩带着两个儿子，这俩儿子挑着萝头，箩筐啊，一边一个儿子，担着就走。
解说：冯晨老人的祖先是在嘉庆年间开始走西口去口外谋生的，那个时候雁行客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在灾荒的年份，清政府也无暇顾及西北地区的民生，老百姓走西口成为了自由的选择。
郭孝英（走西口后人）：我祖先是满清光绪年间他是统治年间生的，光绪年间山西遭灾，山西志对这次灾荒有很清楚的记载，据说祁县死了好多人，赤地千里。
记者：是旱灾还是？
郭孝英：旱灾，多少年没下雨，所以许多人啊，走西口来包头，我祖父就在这个情况下，挑着一个担子，一边行李，一边是锅灶，挑一个扁担。
记者：你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
郭孝英：一个人，就他一个人。
解说：郭孝英老人也是走西口的后人，他的祖先是只身前往关外谋生的，一个人孤独地前往口外，去开始新的生活。郭孝英和冯晨老人如今对我们讲述他们祖上走西口的故事，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祖先是成功地完成了走西口的路程，从而开枝散叶，家族延续至今，然而这只是成功的案例，走西口的过程其实充满了艰险。
陆柳：非常苦，第一他要过两道黄河，第二，他要进入大漠，就是沙漠，荒漠，荒漠里有流沙，有豺狼，是吧，甚至还有土匪，特别是土匪，所以他们的生命呢得不到保障，因此呢有的人没有走到包头，就已经亡了，死了，所以就在草原上过去在沙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在采访的时候，在搞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就发现，许多沙厝，厝就是工厂的厂，底下一个昔日的昔，沙厝就是人死了以后，魂不能归故里，尸骨不能归故里，就把它垒一个像棺材形状的拿土泥把他蒙起来，等到以后有了钱，挣了钱再魂归故里。
歌曲：过河水长流，你不要独自走，不管那个水深浅和人家手拉手。
陆柳：长城以内所以走西口叫闯边，也叫闯边，或者叫跑什么，跑边外，或者跑塞外，跑口外，走西口是最后形成的这么一种，形成的一种这个俗称的一种概念，大伙就叫走西口，所以它那个叫法很多，因为到处是关和口，黄河上有许多口，有许多关，关呢一般是指城关，就是城门吧，城关，口呢就是指河内，哪能够通到包头的有若干个口，你能过了这个口，那你从那儿来包头，所以这个过关过关嘛，我们俗话讲，你过了关那你命大的话你就活下来了，命小的话你把命就丢在大漠里面了。
歌曲：吃饭你要吃熟，生饭冷饭哥哥吃上可不美口，出门在外，吃的一个头疼脑热不好活活你就难过下，你生病了该叫人家谁把哥哥呀来侍候。
妹妹安顿的话，哥哥我都记下了，出去我常回信，免得你牵挂，玉莲我走啦。
刘建生：骑匪出没，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骑匪出没杀人越货，还有一种，就是过去说话这个挖草根，挖草根呢挖到地底下，那草根越挖越深，最后塌了以后被压死的，黄河上拉大船，黄河上拉大船，那么是啥呢？经常有时候掉到河里面去的，还有什么呢？你像下煤窑被砸死的，甚至于是啥呢？这个和当地人的一些矛盾啊等等这些，那么被杀的也有啊，走西口的人群成分非常复杂，但总之一句话是苦。
解说：走西口的人不像现在人出门远行一般，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状况，除了天灾，还有匪祸，就连野生动物也会成为走西口路上的梦魇。
王德功：走到灰腾的梁，灰腾梁就是大青山，内蒙的那个大青山嘛，山脉一个余脉，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说碰着狼，他要走西口，当时你饿得奄奄一息，狼要和你周旋，要作怪，就是这么一种，他就说走到灰腾梁，碰着两个狼，一个按住我，就是把我扑上去，按住我了，一个要这么开膛，要吃我。
解说：走西口不管是旱路还是水路，哪里都充满了艰险，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留下了很多歌谣或者诗歌，记录下这些没有完成走西口梦想的人。
陈晓楠：活下的人繁衍生息，死去的人却难魂归故里，这些先辈都成了走西口路上的孤魂，他们是没有成功的那一部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但是不走又能如何呢？光绪三年大旱，山西省的人口从一千五百万锐减到一千一百万，据说当时太原城五个馒头能换个大姑娘，或者换一套大宅子，这样的情况不走西口又能迎接怎样的结果呢？
郭孝英：起码得走半个多月到二十天，才能从祁县走到包头，就是出了雁门关，然后左云、右玉，然后过了杀虎口，就到了内蒙草原了，然后一直走到包头，就是步走啊。
解说：郭孝英的祖父是山西祁县人，当时祁县走西口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如果以现在的交通来算，祁县到关外包头有六百多公里的路程，如果以正常的车速需要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而在当时逃荒的人们大多数只有靠自己的双脚来完成。
郭孝英：起码得走半个月到二十天，才能从祁县走到包头，一个人走，就是一个人走啊，那不只是好多在那个时候都是步走啊，除非特别有钱的人可以骑马呀，坐坐轿，车什么的，但他们就是步走，拿扁担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点锅灶，简单的食品就走过来了，所以走西口就这么走过来的。
刘建生：走西口的线路到了后期呢就是长城一线，像山西、陕西，甚至包括甘肃，人们纷纷地从长城各个关口出去，这就路线非常多了，当然在早期的时候他主要是经过杀虎口。
解说：这就是长城的关隘杀虎口，而郭孝英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走了出去，踏出这个大门就是关外蒙古族的地区，当初这些走西口的人们都明白，走西口走到长城的关口就将马上和自己的家乡真正地告别了，当他们踏出城门的一瞬间，很多人都无法掩饰内心复杂的情绪。
陆柳：一出古城泪汪汪，古城是府谷的一个地盘，跟蒙古交界的地方，一出古城泪汪汪，走三步退两步，多会儿才能见到我的爹和娘，那个就让人心酸得不行。
解说：一出古城泪汪汪，这些走西口的人不管是从哪个关口到关外，其心情都是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大灾面前，谁又会愿意去他乡呢，更何况未来也是那么不确定，能否走完这一路还是个谜，从这些百姓走过关口，开始进入蒙古地区，走西口这个词从表面上他们已经完成了，只是这个西口却并非是一个地方。
高春平：在清代的走西口就是狭义的走西口，广义的走西口，西口呢本来就是历史上特指右玉县的杀虎口，就是西口，因为它是相对于东口张家口，河北那边有个张家口、东口，那儿右玉这儿杀虎口就是西口，这个口的它的最初的含义就是长城沿线有许多可以出去的口岸。
解说：所谓走西口的西口究竟是哪里？这么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有很多专家认为，长城关口杀虎口就是西口，而也有人说是河曲县的水路，还有人说是张家口，但是现在更为统一的说法是，从这些口岸出去到关外求生的都叫做走西口，而走西口这个人口迁徙运动更是在清朝时期达到了顶峰。
刘建生：在光绪三十年作业，（走西口）人口达到了一百二十万人左右，如果按照过去清代的版图，也就是清代那个时期的内外蒙古地区，实际上汉人走西口达到七百余万人。
陈晓楠：清朝时期就有七百多万人走西口，这些人就像是撒下去的种子一样，从此开花结果，繁衍生息，多少年之后，这些人最后呢都成了内蒙，甚至是更远的地方的居民的主要成分，这些人把内地的手工业也带到了蒙古草原，满足了关外的劳工需求，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发展，走西口人关外百姓真正地走出了贫困饥荒，然而走西口这并非是穷苦百姓的专利，当清政府打开关口，和蒙古互通有无的时候，另外一群人也开始走西口，而走西口这条路在他们看起来不再是逃荒之路，而是一条彻彻底底的淘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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